上海博物館今年7月將舉辦“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已經廣而告之遂眾所周知；但如果說上博其實若虛深藏著一件神秘的埃及文物，恐怕就連局內人也鮮有所知的吧？
而且說起這件手拓古埃及石槨文字拓本，居然還是由與吳昌碩、高邕和汪洵并稱晚近海上書家“四大金剛”之一，并于1899年率先冠上海地域繪畫以“海派”之名的著名金石碑學書法篆刻家張祖翼（1849—1917）早年放洋，在海外以中國傳統技藝提取的，自然又格外有故事和傳奇色彩了。
埃及薩卡拉考古工地
埃及古碑殘石拓本
張祖翼表字逖先，別號磊庵，安徽桐城人；后以寓居江南無錫，故自號梁溪坐觀老人。且說光緒十二年（1886）張卅七歲之際，憑藉個人情商才藝時來運轉，博得曾任曾國藩和李鴻章幕僚，并因辦洋務有功榮獲慈禧器重，被任命駐英、俄公使的安徽貴池籍政務、外交家劉瑞芬（1827—1892）青眼賞識，獲得一次以隨員名義作乘槎客的美差。于是，該年早春二月，以劉為首、張跟班一行駐外使團四十余人，搭乘法沙格林公司郵輪，從上海黃浦江碼頭啟碇放舟出吳淞口，經香港、新加坡、印度洋入紅海，再由蘇伊士運河過地中海到法國馬賽港，旋換坐火車經巴黎渡海抵達此行終點站英國，開始起了以倫敦為駐地的外交生涯（參看劉瑞芬《西軺紀略》和張祖翼《清代野記》卷中《孔翰林出洋話柄》）。
隨員名份，顧名思義在外交使節隊伍中，總不失有充數“打醬油”之嫌；其角色相對于正式外交場合咬文嚼字，錙銖必較而言必信的譯員緊張工作節奏來說，難免會遭致屬于一介混腔水閑差的冷遇白眼。張祖翼到倫敦似乎也的確無所事是，有大量閑暇時間自我支配信步游走觀察風土人情。正是在此優哉游哉走訪期間，他以一位來自古老東方國度悠閑名士看西洋鏡的視角心態，即興口占了上百篇走馬觀花而信手拈來一事一議，談笑風生的《倫敦竹枝詞》，把令自己目迷五色又嘆為觀止的近代工業文明之下倫敦聲色犬馬的市井百態與奇珍異聞等盎格魯新鮮事物業態，一一展現給尚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懵懂中的國人，所謂：“自國政以逮民俗，罔不形諸歌詠”（署名“檥甫”《倫敦竹枝詞》跋語）。倘若將這些詩文以圖畫形式呈現出來，并一一連綴成長卷的話，相信委實不啻為一幅晚近英倫版的《清明上河圖》。
譬如卷首推介倫敦地鐵詩云：“十丈寬衢百尺樓，并無城郭鞏金甌。但知地上繁華甚，更有飛車地底游。”又如他穿插道聽途說且現學活用“洋涇浜英文”入詩，繪聲繪色描述男女約會竊竊私語場景，也令人忍俊不禁，會心莞爾：“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欲怕人聽。訂期后會郎休誤，臨別開司劇有聲。”這應該得益于張祖翼時常出席杯觥交錯非正式外交活動的中外交際場合洞察秋毫，體察入微使然。再如記述博物館陳列人體雕塑和現場作素描寫生女生詩云：“石像陰陽裸體陳，畫工靜對細摹神。怪他學畫皆嬌女，畫到腰間倍認真。”總之，《倫敦竹枝詞》機趣盎然，詼諧幽默，讀來妙趣橫生，耐人尋味。誠如作者自信自負所云：“輏軒不采外邦詩，異域風謠創自茲。”而上述列舉自然不一而足，聊窺一斑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張祖翼就廁身外交使團行列不無自知之明。或許是預見到自我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逞一時之快，終不免騰笑于此行同行或國內方家，遂就自著署名索性也帶有自我調侃意味地戲稱是“局中門外漢”。張祖翼這番揶揄自嘲自署口吻，多少印證了上述人們對他當初超然于外交公務、公干之外吃閑飯常態的猜測抑或所言不虛。
當然，其實像張祖翼這樣恃才放達，不拘小節的曠蕩名士當年并不在少數。問題是劉瑞芬之所以令其銜命隨行出使西方，除了有彼此皖江鄉誼使然；恐怕更多的是出于欣賞張的碑學書法篆刻金石氣息了得，足以體現和代表我中華傳統文化的優雅高級。張在自鳴得意精心筆耕篆隸書作上，就往往鈐押自己弆藏并相當崇拜的同鄉前輩金石書法篆刻巨擘鄧石如（1739—1805）的一枚閑章——白文長方印：“八分一字值百金”，可見自視之高；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當年藝術品市場對其書法價值的高度認可。所以，當年劉瑞芬命其當堂演示書法篆刻技藝，或將其立等可取即興書作、急就章等作為高檔中華文化伴手禮饋贈外國使節均未可知。
仿佛也正是在此跟泰西人士客往人來的酬酢交流經歷中，張祖翼偶爾結識一位名叫斐爾士而趣味相投的美國名士；并在參觀斐氏僑居倫敦私邸客廳時，以其金石書法篆刻家的犀利敏銳目光，發現兩塊僅作為普通裝飾紀念品而實則非同尋常，表面鐫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石槨殘件被冷落棄之角落，頓感其學術價值不菲且技癢不止。遂不無胸懷反客為主乃至喧賓奪主迫切心情，在央求并最終征得同意后，以我中華金石文化捶拓技藝加以制作拓片挾歸留念，從而也就有了遞傳抵今保存于上海博物館的這份張祖翼手拓古埃及石槨文字拓本了。
關于張祖翼這樁事出有因并查有實據的英倫奇遇，非但有“上博”藏品實物為證，冊封簽署就言之鑿鑿題曰：“埃及古碑殘石。光緒癸卯（廿九年，1903），桐城張逖先大令贈本。粵年裝冊，藏之熹平雙石經龕。”可謂有案可驗；并且該軼聞還見諸晚近吳門知名金石學家葉昌熾（1849—1931）光緒十六年（1890）五月《緣督廬日記抄》卷六，他將這樁本事始末更明確詳盡記錄在案道：
廿七日，見鄭庵師新得埃及殘石拓本，美國斐爾士所藏。張祖翼逖先游泰西主其家見之，乃古時石槨僅存殘石二片，文字奇古，尚在希臘以前，四千余年物也。張君欲打本，斐爾士恐損石，初拒不允。張君告以中國碑版所以流傳甚遠者，皆氈蠟之功，始拓得十余通。此本黃仲弢從張君乞得，以轉贈鄭盦師者也。
埃及古碑殘石拓片
葉昌熾日記首末提及的“鄭庵師”，乃指同籍姑蘇的吳門望族、晚清金石學領袖潘祖蔭（1830—1890）。原來劉瑞芬履新出訪之前，潘就曾分別委托劉和由徽寧池太廣道臺升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赴美國的著名外交官張蔭桓（1837—1900）代為尋“覓埃及石幢拓本”。后劉以“鏡照（照相）本”購寄；次年（1889）二三月間，張“遇西人之頗知考古者，輒為物色。”（《張蔭桓日記》）既為潘補齊照片，還利用擅長英文口語跟博物院館長締交結緣之幸，獲贈三方1866年法國疏浚蘇伊士運河所得埃及古碑石膏復制品；并吩咐下屬參贊就院方附贈英文介紹譯成漢字題刻一側以利于潘理解琢磨。最后由博物院裝箱委托紐約旗昌洋行代理海運上海十六鋪碼頭金利源貨棧再轉運津沽，大費周章終于七月下旬運抵京師潘府。而從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記載“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十五日，鄭庵丈招飲并觀埃及古碑……”“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復造鄭庵丈處……又見埃及古文，其石在法國巴黎斯城，高不可拓，以影照法縮于片紙。其文有如鳥者、有如獸者、有如刀者、有如弓矢者，皆三代以前象形字。”以及以上十六年五月日記內容，足見作為金石學一代龍門的潘祖蔭，此刻業已很具備放眼國際綜合中外金石學比較研究的學術視野與“世界觀”了；其站位之高瞻遠矚，極其難能可貴！此亦如同繼其之后上述吳門金石學大家葉昌熾的筆記體金石學通論專著《語石》卷二《歐非兩洲二則》之一所載：
埃及古文，尚在臘丁之先，潘文勤師貽書海外，曾摹得兩石以拓本為范，用塞們德土埏埴（“水門汀”譯音，亦即水泥）而成者，不爽毫發。《晉書·戴逵傳》稱：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其法正合。其文有如鳥獸者，有如亭臺者，又有如云氣者，皆古之象形字也。文勤以示門下士，各有考釋，亦如明人之釋《岣嶁碑》，但滋聚訟而已。黃仲弢學士得拓本一通，系刻之石槨者，西人斐爾士所藏，余曾為賦長古一首有云：博士弟子遣秦景，絕域使者隨張騫。氈椎尚余四十字，石槨一啟三千年。差勝流行建中本，景教但溯胡神襖。又云：蹏迒有象未懸絕，鱗甲雖刓毋求全。頡誦未知孰先出，何論滂喜凡將篇。此可為宇內最遠、最古之刻矣。
據此敘事可知，潘祖蔭確實堪稱中國古埃及金石學研究先驅，或中國古埃及金石學始作俑者。而身臨其境對古埃及石刻制作拓片的海派金石學家張祖翼，同樣不失為古埃及金石學研究先行者。因為潘祖蔭盡管以其官場與學界雙料老資格見稱，卻并無設身處地出洋考察機緣；且所獲拓本也僅僅是依據古埃及石刻照片或復制品開展摸索稽考，難免與文物隔了一層皮毛。而張祖翼則不光有英國博物館實地探訪親眼目睹緣分，而且是根據從寓居倫敦藏家處意外收獲散佚古埃及殘石原件制作拓本，學術價值自然非同凡響乃至略勝一籌可知；難怪博得葉昌熾贊嘆并為之題詩兩首，字里行間足見評價高度。
埃及古碑殘石拓片
需要提示的是，光緒十四到十六年間《緣督廬日記抄》道及潘祖蔭在京召集金石學同道觀摩討論古埃及石刻文字團隊中每每提及“黃仲弢”者，乃當時潘祖蔭與張祖翼這兩位京滬金石學人之間，就古埃及石刻拓本起著互通聲息媒介紐帶作用的聯絡人黃紹箕(1854—1908)。黃表字仲弢，別號漫庵，浙江瑞安人。博學能文，精于金石書畫之學，曾任湖北提學使兼存古學堂提調。正是由于隨同潘祖蔭從事古埃及銘文探討，因而在從張祖翼處獲悉其手拓本并乞得一份以后，為投潘所好才轉贈孝敬這位業界老長輩的。
另外，《緣督廬日記抄》卷十五 民國三年十月載：“初五日午后，有客造門，攜埃及古文、匋齋（晚清金石學家端方，1861—1911）摹刻《天發神讖碑》拓本兩通為贄。亟覘其刺，則張君逖先也。即下樓見之，談極久。”由此反映1914年秋，均以前清遺老身份同在上海作寓公的張祖翼，曾攜其手拓此古埃及殘石拓本等造訪葉昌熾于其滬寓。抑或彼此話得投機，談笑甚歡，張以此古埃及銘文拓本面贈葉也未可知。所以，葉在上述《語石》中對張這位同庚同好不吝大加贊賞了一番；甚至還把張出使留洋之舉，跟西漢開辟絲綢之路的博望侯張騫和東漢通曉梵文赴天竺求法的博士弟子秦景相提并論，可見葉不無溢美之辭遣詞造句的態度之妙，以及葉、張互動溫度之高之一斑了。
按上葉昌熾透露，張祖翼英倫手拓古埃及銘文約十余本，現經梳理去向可知曾貺贈潘祖蔭與葉昌熾各一份，惟今藏情況不明；而“上博本”系光緒廿九年（1903）張贈送給“熹平雙石經龕”主的，抵今已過雙甲子而百廿載有余了。經檢索，“熹平雙石經龕”主也是清末一位很了不起的金石學家萬中立（？—1907）；他表字欣陶，別號梅巖，湖北漢陽人（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晚近知名金石學家、人稱“清末藏碑第一人”和“中國近代圖書館之父”的“藝風老人”繆荃孫（1844—1919）著《云自在龕隨筆》卷四，就著錄過萬中立收藏善本碑帖，及其背后同時頂級金石學名家們為獨享善本而起的插科打諢般趣聞：
萬梅巖藏《禮器碑》，云是元人刷拓本，常熟師（翁同龢）有跋云：余在廠肆，見《小蓬萊閣漢石經殘字》，以告伯寅（即潘祖蔭）、韻初（即書畫金石鑒藏家吳湖帆外祖、上海川沙籍金石學家沈樹鏞，1832—1873）。既而韻初購得之，又以麓臺（清初畫壇“四王”之一王原祁）畫易《王稚子雙闕》，持以傲伯寅。伯寅談笑欲奪，酒翻淋漓染帖眉，蓋兩君之好古如此。此《韓勅碑》在鄭齋（沈韻初別號）石墨中，猶非最上乘，然余所見各本，無出其右。元人拓碑，往往濕墨著紙，不事氈蠟，一刷即過，為之刷拓。此本墨濃掩字，而古光油然，神采腴活，定是三四百年前物，不知伯寅見之，又當何如也？己卯（光緒五年，1879）七月，翁同龢碑簽，為鄭盦師（潘祖蔭）所題，今《小蓬葉閣石經》亦歸梅巖，《王稚子闕》歸西蠡（費念慈，1855—1905）矣。翁跋在光緒己卯，鄭齋已歿。是跋似鄭齋生前口氣，疑不能明也。
萬中立清末去世，繆荃孫還撰有《漢陽萬梅巖觀察夫人蕭氏合祔墓志銘》（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卷二），可見萬于學界地位之高。此間萬氏舊藏本源于1981年購自萬冊先先生，此萬先生料屬萬中立后裔親屬無疑。
附帶指出的是，顏海英先生著《中國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一書道及“古埃及文物的主要藏家”“以金石家而主動收藏埃及文物的，似以潘祖蔭、端方為主”，“潘祖蔭請張蔭桓代為搜羅”古埃及銘文云云固然屬實正確；但同時言必葉昌熾拜會“鄭盫丈”等等，則易誤導“鄭盫丈”與潘祖蔭系毫無關聯并列的兩個人，或分別各有其人。可事實上如上所述“鄭盫丈”“鄭盦師”跟潘祖蔭為同一人；“鄭盫”乃潘祖蔭除“伯寅”以外另一別號。潘謚號“文勤”，故后世又俗稱為“潘文勤”。至于“丈”者，實系從前晚輩對男性老前輩尊稱。白璧微瑕，附識于此。
尤其此間珍藏張祖翼傳拓而來古埃及棺槨殘石兩紙所示象形文字，斷非等閑之輩能夠輕而易舉望文生義，看圖說話一望而知便足以說文解字，高談闊論的。哪怕以上葉昌熾將這些“蹏迒”（指如鳥獸留下足跡）、“鱗甲”（指形似鎧甲）和“建中本”（指唐建中二年〈781〉正月初七落成于長安大秦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等“胡神襖”（指外國神祗）創作古文字，等同于我華夏民族祖先黃帝時期造字文臣蒼頡和沮頌的結繩造字。將考釋審議“此可為宇內最遠、最古之刻”（葉昌熾《語石》卷二《歐非兩洲二則》）舉措，稱為足可與西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東漢郎中賈魴撰字書《滂喜篇》等量齊觀。然而真正欲破譯此象形文字絕非易事，顯系學問高深冷門絕學可知；勢必還需要仰仗像顏海英先生等從事古埃及文字學專家窮經皓首，焚膏繼晷的付出，方能水落石出，修得正果，談何容易啊！所以，作為真正局中門外漢的筆者拙文，無非意在拋磚引玉，投石問路，擬借助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以達到石破天驚的理想學術研判效果而已。特別是顏先生《中國收藏的古埃及文物》和李曉東教授譯注《埃及歷史銘文舉要》，似均未涉及本館張祖翼傳拓此古埃及石槨殘本涵義，故而更亟欲提交本議題并借重諸位業界大咖解惑釋疑傳道為盼的。
還需要說明的是，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古埃及文明同樣博大精深；而古埃及貴族階層以其極為奢華而復雜的墓葬聞名于世。幾個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在埃及千年古墓發現過象征通往來世之路亡靈之書、栩栩如生死者木乃伊肖像、為死者身后生活服務沙伯提俑、盛放制作木乃伊提取墓主人內臟器官卡諾匹斯罐、金舌頭、裝飾壁畫、雕刻圣甲蟲護身符、神靈雕像、珠寶、死者寵物木乃伊、死者木乃伊面具等各種隨葬品和裝飾件多達十余種之夥，其中就還包括飾有插圖或鐫刻死者姓名以及替其祈禱象形文字多層相套的石棺槨。
而此番作為“世界看中國”和“中國看世界”重要窗口，特別近年以“對話世界”與“何以中國”等品牌系列大展對標國際，贏得全球矚目，成為海內外觀眾紛至沓來，近悅遠來打卡目的地的“上博”，這次即將隆重推出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將成為有史以來世界范圍規模空前、亞洲最高等第級別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除了面向中國、亞洲乃至全球觀眾與古埃及學界，揭示古埃及文明面貌、公布古埃及學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還將通過展覽敘事、文物陳列與數字化技術，為所有觀眾打造沉浸式觀展體驗，藉此共繪文明互鑒愿景。
因此，筆者于此強烈倡議將束之本館高閣而原本乏人問津知曉的這件深藏若虛但極具學術研討價值的古埃及文物請下寶龕共襄盛舉，公之于眾。因為通過展示，一則可征求天花板級專家破譯文字；二則也希望能循此拓本線索追蹤張祖翼傳拓其余拓本所在。而在征集高人高見同時，等于面向社會群策群力，培養觀眾參與意識。第三則可根據這件古埃及“黑老虎”進一步追溯其英倫原石歸屬，開展上海→倫敦→埃及逆流而上溯源探究，查找石槨原始出處真正源頭，厘清其“出埃及記”原委。可見，此舉不光是一項單相思般暗戀意向，完全可能是一次兩國甚至多國互動交流的國際間合作；形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意義非比一般。相信它或將成為融通古今“上”外的一樁金石學文化盛事；甚至還可能喚醒至今沉睡于英美斐爾士家族后代家中這件石槨原刻“臥虎”都未可知啊。
最后，特別有必要提醒與告知上海觀眾的是，實際上，“上博”古埃及殘石拓本事件，自始至終都跟上海有著千絲萬縷聯系而見物見人悉悉相關。譬如曾主持淞滬厘局、補授蘇松太兵備道兼江海監督，從吳淞口開啟其《西軺紀略》泛槎征程的，是“駐滬久熟于夷情，從容裁決，悉中肯綮”（俞樾《春在堂雜文》五編卷五《廣東巡撫劉公墓志銘》）的劉瑞芬。而跟隨劉放洋的張祖翼，則憑借出色的金石書法篆刻技藝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同時，還悉心留意搜羅異域金石瑰寶。并以其一技金石椎拓之長，既向西方文博文化界傳授了中華傳拓技藝；更為中國古埃及學術界傳來了難得的古埃及石槨原物手拓初拓本，故尊稱其為中國古埃及金石學先驅，絕對一點都不過分。
并且前已論及，張祖翼系與吳昌碩等書法翹楚并稱為晚近海上書家“四大金剛”之一，分明屬于海上書壇老長輩無疑。他又率先冠“海派”名目于晚近上海地域繪畫流派，堪稱是替“海派繪畫”畫龍點睛的命名者，于晚近上海乃至江南書畫篆刻藝術界影響地位舉足輕重。譬如足與法蘭西銘文（金石）與美文學院（今法蘭西文學院）媲美抗衡，一比高下的我國金石印學圣地——杭州西子湖畔孤山上“西泠印社”標志性建筑——前山石坊間四個端莊秀雅隸書題額，便同樣出自以書法篆刻笑傲江湖的張。故陳列其傳來海外善本，與當前上海積極打造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的海派與江南文化新樣態、主旋律，可謂兩全其美，相得益彰。
張祖翼臨古書法
更何況張祖翼著《清代野記》語涉留洋逸聞著實有限；但其《倫敦竹枝詞》卻言必英倫新事物。譬如話及“大博物院，無物不有。埃及古碑，有若武梁祠畫象者甚夥。更可怪者，以千百年未腐之尸，亦以玻璃櫥橫陳之，有三十余具，皆編年數，有二千年以前者。”緊接著又賦詩一首云：“比屋晶櫥列寶珍，殘碑斷簡價無論。如何地下長眠客，也當新奇架上陳。”此情此景，簡直完全應和此番“上博”展陳景觀而恍若隔世，遙相呼應且物地皆符。如此美妙巧合，豈可棄而不取耶？
故野人獻芹，容當局察焉。